西夏(1038年-1227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部建立的政权，建国时以夏为国号，称"大夏"。因其势力主要在黄河以西，故宋人称之为"西夏"。西夏王陵位于银川市西，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是历代西夏帝王的陵墓。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也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处西夏文化遗址。
西夏王陵景区的大门由两座西夏风格的阙楼构成，阙楼墙体上有四个粗看以为是汉字，细看却不认识的西夏文字。导游介绍说，这四个字从右到左对应的汉字是“白大国高”，翻译成汉文就是“大白高国”，即西夏国。大门前的广场上，南北各立有一块复制的残碑。
南侧一块刻有西夏文，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北侧的一块为汉字，在百度上搜索其中容易识读的“太后亲征怀德军”，得知这是一块在编号为M182的陪葬墓旁出土的残碑，上面记载了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北宋和西夏军队在平夏城（怀德军）交战的情况。碑文的相关内容在两国的史书中都有记载，互为佐证。
西夏王陵景区内现存9座帝陵，即裕陵、嘉陵、泰陵、安陵、献陵、显陵、寿陵、庄陵、康陵。9座帝陵的排列按古代宗法制度昭穆宗庙次序，左为昭，右为穆，父曰昭，子曰穆，形成东西两行。此外，陵区内还有254座陪葬墓。
现在对游客开放的是1、2、3号陵。
进入景区游览的第一个景点是“西夏博物馆”。西夏博物馆建成于1998年9月，基本陈列包括由西夏历史、西夏王陵和西夏学术研究成果两个部分。
序厅迎面这座白色大型人像碑座雕塑，是根据西夏陵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石雕人像碑座”制作而成。这块碑座上的人物双眉如角，双目似铃，鼻梁粗短，颧骨突起，獠牙外露，面相狰狞。特别是肥大的双乳格外夸张，应该是有某种象征意义。在中原文化中，驮碑的职责多由赑屃来完成，而党项人却要用人来担此重任，让人匪夷所思。这种人像碑座并非孤例，在陵区内先后发现过八九块之多。
序厅之后，是疆域沙盘厅。这座西夏疆域沙盘以1:200000的比例制作，面积达到60平方米，是我国专题博物馆中最大的沙盘模型之一。
在西夏历史展览中，有一块“西夏文字创制规律例表”，大致介绍了西夏文字的创制规律。西夏文又名河西字、番文、唐古特文，属表意文字，是汉藏语系的羌语支，与汉文关系密切。西夏文字由西夏大臣野利仁荣奉李元昊之命创制，共有5000余字。据说，当时为了推广西夏文，还曾编写了字典。
展览中有丰富的文物展出，只是时间有限，来不及细细品味。
展览中有一个西夏陵墓规制模型，直观地展示了党项人王陵的布局形式和建筑样式，让我这个以为西夏王陵就是夯土堆的人大跌眼镜。原来当年在夯土堆外面是有砖木建筑的，岁月的风雨和人为的破坏，才让那些建筑不见了踪影，只留下这些夯土堆。
博物馆北面不远，是“西夏史话艺术馆”。导游并没有安排大家进去游览，我迅速跑到院子里，左、中、右各拍了一张，转身赶紧追赶队伍。
从西夏史话艺术馆稍向西行，再转向北，远远的即可以看到整个陵区规模最大的陵墓“泰陵”。尽管没有非常直接的证据，但从泰陵的超大规模和其在全陵区所处的突出地位来推断，泰陵应该属于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
李元昊是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其远祖拓跋思恭在唐末为党项族首领，因协助唐军平定黄巢义军有功，封夏国公，赐国姓李，拜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一带）节度使。之后，这支党项人的势力逐渐扩大到以夏州为中心的夏、绥、宥、银四州。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后，弃李姓，自称嵬名氏，并于北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登基称帝。
泰陵并非纯粹的正北正南，而是略微偏向西北，不知道是受地形制约，还是有意为之。
陵园最南端是左右两座阙台，构成陵园的大门。是否有阙台，是帝陵与陪葬墓的重要区别之一。阙台由黄土夯筑而成，平面呈圆形。从阙台表面残存的一些痕迹来推断，阙台表面原来是敷有红色墙皮的。在阙台附近地表以下曾经发现的红陶材质的嫔伽、摩羯、海狮及塔刹等装饰构件，则暗示阙台应该是喇嘛式的佛塔建筑。
阙台往北应该是碑亭的位置，现在只存有两座砖砌的台基，上面的木结构亭类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周围围着铁栅栏，看不到台面上的情况。但有资料介绍说，台面上有一字排开的四尊石刻力士雕像，估计是用来驮碑的支座。博物馆序厅正中的那尊雕像就是以这里的雕像为蓝本的。
此外，据说在台基上还曾发现大量西夏文碑铭残块。
过碑亭，可见一夯土墙围城的区域。在陵墓布局中，这个区域叫“月城”或“瓮城”，位于陵寝所在的“内城”前面。泰陵的月城呈东西长方形，东西长120米，南北长52米，墙基宽约2米，高0.7米，占地约10亩，北与内城的南墙相连。和阙台一样，当年月城的墙面上也敷有红色的墙皮，墙顶也有出檐和覆瓦。按照以前各个朝代的惯例，月城御道两侧一般都立有石像生，也就是石兽、石人。
但四下观瞧，并没有石像生的影子。经导游提示，才在御道旁边杂草中发现了几块石像生碎片。从这些碎片释放的信息来看，这些碎片的形成不会是大自然的风销雨蚀，显然是人力所为。而这里所说的人力应该不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零打碎敲，而是强大集团力量的有组织破坏。史载，西夏献宗保义二年（1227年），西夏为蒙古所灭，西夏末主李晛投降，不久后被杀害，西夏王陵被蒙古军队严重破坏。对战败一方的祖陵进行破坏，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通行做法，但一般也只限于象征性的破坏，泄泄胜利者心中的怒气而已。而像蒙古人对西夏王陵的这种不仅把木结构完全烧毁，而且把石碑、石像生都砸碎的摧毁性破坏，亘古少见。蒙古人为什么如此痛恨西夏人，这其中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翻开宋辽金历史，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找到答案。纵观西夏189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夹在蒙古、金、宋、吐蕃、西辽之间的小国，始终奉行的是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外交方针，力求在周边强权中博取最大国家利益。这是小国、弱国的生存之道，本无可厚非。但在喜欢直来直去的蒙古人眼里，首鼠两端的西夏人却是十足的小人，以致“恶其狡诈多变”。此外，成吉思汗驾崩于蒙古人征伐西夏的过程中，也让蒙古人把这笔账记在了西夏人的身上，以至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被攻破后，发生了屠城、毁陵的极端事件。
过月城，即是陵园的核心部分“内城”。内城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80米，东西长160米。内城的城墙称“神墙”，墙基宽约3米，以黄土分段夯筑。
为使墙体更为稳固，墙基筑成须弥座状，因此把这种神墙又叫须弥座式神墙。
内城东西南北四面均辟有城门，建有门阙，每个门阙由三个圆锥形夯土基座组成；神墙四角还建有角台。
在内城四座城门中，以南门的等级最高，两侧原各有一座高台式塔形门阙，现在只能看到两堆夯土。从南门台基上残存的柱脚来推断，原有的南门应该是一座面阔五楹、进深二楹的门楼。
与其它帝陵墓道深埋于地下，一般在地面不留痕迹不同，泰陵的墓道在地面上有用砂石填成的形似鱼脊的隆起。用砂石来填充墓道，除了就地取材之外，主要还是利用了砂石的松散特性，以塌方来威胁盗墓者知难而退。这条墓道隆起为南窄北宽的梯形，自南而北呈二十几度的缓坡，长约50米。
隆起的北端有一个直径超过20米，深达5米的大坑。关于这个大坑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为盗坑，是盗墓者所留；一说是日寇轰炸所致。把这个大坑“归功”于日本鬼子，其实是抬举小日本了，因为能够造成如此巨大弹坑的炸弹小日本在侵华期间可能还造不出来。如果说这真是一个盗坑，那么这个“贼”肯定不是一般的盗墓者，而一定是类似“摸金校尉”那样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曾对泰陵进行物探，探查结果表明，泰陵的墓室并未遭到盗扰，那位“摸金校尉”并没有成功。
有人可能会问，盗墓者为什么不采取掏洞的形式，而要采用需要大量人力的全面开挖式？答案很简单：一是人力对盗墓者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二是西夏帝陵的墓室并不在陵塔之下，而是在陵塔偏南的地下，即大坑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巨大的夯土陵塔其实并不具有封土的作用。
绕过盗坑，就是整个陵园的标志性建筑陵塔。泰陵陵塔残高达24米，状如翻扣的“窝头”，其表面可以看到多达七层的砖砌结构。一些学者由此猜测，最初的陵台应该是一座七层密檐实心佛塔式建筑。经导游提醒我才发现，陵台原来并不在陵门、献殿所在的中轴线上，而是稍稍偏西，这一点与中原帝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有人说与党项人笃信藏传佛教有关，因为在藏传佛教中只有佛祖才有坐北面南的待遇；也有人说是受“五音利姓”风水观的影响。
可能是时间已经太晚的缘故，游览完泰陵，电瓶车并没有把我们载往1、2号陵遗址，甚至远观的机会都没提供。大家心里也明白，没有了砖木结构建筑和碑刻，所有的西夏皇帝陵墓都应该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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